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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青:“后土地财政”时代,地方附加税将成最重要的地方自有财源
“把‘一税两费’(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)合并为一个税种,把‘费’上升为‘税’,把中央说了算变成地方有一定自主权。三个变化叠加,方向是对的:税制更简洁、法律层级更高、地方更有积极性。”
9月4日,民进中央特约研究员、湖北统计局原副局长叶青向搜狐城市解读地方附加税法(征求意见稿)。他认为,估算约万亿元规模的地方附加税,成为地方税体系第一大税种,在土地出让金持续下滑背景下,将成为“后土地财政”时代地方最重要的自有财源。
8月28日,财政部会同税务总局发布《地方附加税法(征求意见稿)》,明确地方附加税实行11%—13%的幅度税率,由各省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提出方案,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决定,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。
叶青认为,地方附加税的意义在于:一是提供稳定、可预期的自有财源,且与增值税、消费税挂钩,随经济增长而增长;二是收入全部归属地方,不跟中央分成;三是从“费”升级为“税”,征收刚性增强。
叶青提醒,这次改革需要警惕的风险是“加重地方负担”——风险不在税制本身,而在税制之外。地方附加税给了地方一个新的财源,但如果地方的支出责任继续加码,地方拿到的“第一税种”收入很快会被新的支出需求吞掉,企业反而可能因地方“找补”而负担加重。
以下为访谈内容:
1
为什么要改?
简化税制、增强地方自主财力
搜狐城市:地方附加税,本质是新设税种,还是把既有税费重新整合、法律化?改革背景何在?
叶青:应该是把“一税两费”合并为一个税种,简化税制。现行“一税两费”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,三项都没有独立税基,均以增值税、消费税为计税依据,随主税一并征收。城建税按区划实行市区7%、县城镇5%、其他地区1%三档税率;教育费附加3%,地方教育附加2%。2025年三项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、2382亿元、1582亿元,合计9134亿元。
“合并”直接动因有两个:一是2018年国地税合并、营改增完成后,地方失去营业税这一主体税源,虽通过增值税“五五分成”做了弥补,但财力缺口持续扩大,现在把三项税费合并为独立税种、收入全部归属地方,有助于增强地方财力。
二是土地财政式微。据报道,地方附加税若按11%征收,规模约9400亿元;若按13%,约1.1万亿元,合并后将超越2025年收入5212亿元的房产税,成为地方税体系第一大税种,在土地出让金持续下滑背景下,地方附加税将成为“后土地财政”时代地方最重要的自有财源。
改革的深层逻辑,是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“增加地方自主财力”四大方向之一——另外三个方向分别是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、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增加地方分成、非税收入下沉。地方附加税立法,是这四大方向中第一个落地的具体制度安排。
搜狐城市:您提到土地财政式微,当前地方财政最突出问题是总量不足,还是结构不稳定?
叶青:首先是总量不足,地方经济规模不大;其次是过度依赖共享税和土地财政。
地方本级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从2015年的55.2%降至2024年的48.9%,转移支付与举债收入占比首次超过经常性收入,这意味着地方花出去的钱一半以上靠中央转移支付和借债。2025年土地出让金继续下滑,部分省份收入较高峰期缩水超过一半。
结构性问题同样突出: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中,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等共享税占比过高,真正属于地方自主支配的独立税种收入占比偏低。房产税2025年首次成为地方第一大税种,全年收入5212亿元,但规模仍有限,远不足以填补土地财政留下的缺口。
地方附加税的意义在于:一是提供稳定、可预期的自有财源,且与增值税、消费税挂钩,随经济增长而增长;二是收入全部归属地方,不跟中央分成;三是从“费”升级为“税”,征收刚性增强。三个特点叠加,使其有条件成为“后土地财政”时代地方财力的重要支柱。
2
改了什么?
提升制度刚性、扩大地方自主
搜狐城市:计税依据、征管方式基本未变,改革前后最实质的变化是“费改税”带来的法律约束力提升,还是税率确定权的下放?
叶青:两者都有。“费改税”提升了制度刚性,税率自主权扩大了地方空间。
先说“费改税”。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原本是“费”,法律层级低,征收依据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,征收刚性不如税。改为地方附加税后,三项收入全部上升为法律层级,征收刚性和制度稳定性都会显著提升,这也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具体步骤。
税率确定权的下放,这是更大的变化。以前城建税税率按行政区划固定为三档,地方没有选择权,现在11%—13%的幅度税率浮动。幅度只有2个百分点,是“窄幅度放权”,既给了地方灵活性,又防止了税收竞争失控。
搜狐城市:这次改革给地方的,是“一笔钱”还是“一项权力”?如果目的只是增收,为什么不直接调整共享税分成比例?
叶青:是一项权力,地方对税制有较大的决定权。如果只给一笔钱,调高共享税地方分成比例就行,比如把增值税地方分成从50%提到55%,地方马上多一笔收入,但制度不变。这次改革走的是另一条路:不仅给钱,更给权力。
为什么不直接调共享税?原因有三。一是共享税调整涉及中央和地方博弈,动了增值税分成比例就等于动了整个分税制的根基,难度极大;而地方附加税是独立税种,收入全部归属地方,不影响中央收入,改革阻力小得多。
二是共享税调整没有弹性,分成比例一旦定下来几年不动,不能反映各地差异;而11%—13%的幅度税率,各省可根据自身情况自主确定,东部发达省份可能选11%,中西部财政紧张的省份可能选13%,这种差异化安排是共享税分成比例做不到的。
三是给地方税率自主权,有利于培养地方的“税源意识”——经济发展了,增值税和消费税增加了,地方附加税自然水涨船高,这种激励机制是共享税分成比例无法提供的。
3
有何影响?
提升地方政府培育税源的动力
搜狐城市:上面提到,地方本级收入占财政支出比重从2015年的55.2%降至2024年的48.9%,地方附加税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转这一趋势?
叶青:地方附加税的增长依赖经济发展,短期效果有限,长期来看会逐步改善。
短期看,地方附加税收入规模在9400亿到1.1万亿之间,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比重约7.7%;即使各省都选13%,增量也就1000多亿,对全国超过20万亿的地方财政支出来说只是很小的比例,不可能短期内扭转自给率下滑趋势。
但长期来看,机制比数字更重要。地方附加税与增值税、消费税挂钩,只要经济在发展、税源在扩大,附加税就会持续增长;有了税率自主权,地方政府也更有动力优化营商环境、培育税源,形成正向循环。
此外,地方附加税只是“增加地方自主财力”四大方向之一,与消费税后移下划、共享税分成比例调整、非税收入下沉同步推进,对地方财力的改善会显著得多,其中地方附加税是落地最快、确定性最高的一个。
搜狐城市:地方附加税若成为地方第一大税种,能否真正承担“主体税种”的角色,改变地方对共享税、转移支付的依赖?若地方财政自主权扩大,事权与支出责任是否应同步调整?
叶青:地方附加税有可能成为第一税种,但“第一税种”不等于“主体税种”。其9400亿到1.1万亿的规模虽超过房产税的5212亿元,但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超过12万亿,占比只有7%—9%,不足以单独支撑地方财政。
真正改变地方对共享税和转移支付的依赖,需要“组合拳”:地方附加税提供稳定基础,消费税后移下划带来增量,共享税分成比例调整扩大份额,非税收入下沉补充边角,四个方向同步推进,才有可能在五到十年内把地方自给率从48.9%拉回到55%以上。
至于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同步调整,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。现在教育、医疗、社保、基础设施维护等大量支出责任下放到市县,但收入能力远不匹配。光给地方多一个税种是不够的,还要在事权划分上厘清哪些归中央、哪些归地方、哪些共同承担,否则收入端改革做得再多,支出端不改革,地方财政困难还是解决不了。
4
风险何在?
税种收入被新的支出需求吞掉
搜狐城市:若只能选一个指标判断改革是否成功,会选地方财政自给率的变化,还是企业实际税负的变化?两者若出现背离,该如何评价?
叶青:选自给率,同时不能放松减税降费。
这两个指标不是对立的,但权重不同。地方附加税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增加地方自主财力,所以自给率变化是最直接的衡量标准——如果三到五年后地方自给率从48.9%回升到52%以上,说明改革在核心目标上是成功的。
但企业实际税负同样不能忽视。改革的底层逻辑是“税负平移”,如果实际税负上升,就违背了初衷,最终会导致税基萎缩、附加税收入反而减少,所以减税降费应成为约束性指标。如果地方增收与企业税负上升同时出现,要具体分析:是经济增长带来税基扩大的良性增收,还是税率提高、征管收紧带来的“政策性增收”。判断标准很简单:企业利润增长快于税收增长的是良性;税收增长快于企业利润增长的,要警惕。
搜狐城市:这次改革最需要警惕的风险是什么?
叶青:加重地方负担。
这个风险不在税制本身,而在税制之外。地方附加税给了地方一个新的重要财源,但如果中央在“给钱”的同时继续加码地方的支出责任——新增民生事项、提高保障标准、扩大基础设施投资——地方拿到的“第一税种”收入很快会被新的支出需求吞掉,结果是收入多了、花钱也多了,财政状况没有实质改善,企业反而可能因地方“找补”而负担加重。
所以,改革的关键不在于地方附加税这一个税种怎么设计,而在于整个央地财政关系能不能真正做到“权责清晰、财力协调、区域均衡”。地方附加税是重要的一步,但不是最后一步。
(注:上述内容为访谈第一部分,主要聚焦地方附加税改革本身。对于这一话题感兴趣的读者,可点击下方链接,阅读访谈第二部分,进一步了解幅度税率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。)
地方附加税幅度税率11%-13%,叶青:估计大多数省份会选12%
编辑:北塱
统筹:钱琪瑶
责任编辑:肖武岗 UN8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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