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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G商用三年，运营商陷入“效益背反”陷阱
在诸多行业大新闻中，三大运营商宣布降低5G投资，似乎没有引起多大的水花，或被认为是向5G建设下一周期过渡的合理措施。从2019年6月6日正式商用以来，5G网络建设就被认为在中国引领新一代通信、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我们常说“水大鱼大”，既然5G投资一度带动了产业链的整体发展，那么伴随着投资高潮进入尾声，势必也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。

要弄清楚5G投资下降的“果”，先要搞清楚背后的“因”。一般来说，投资增速下降主要有四个原因：

1. 行业投资受到限制。尤其是政策监管的影响，限制继续投入，比如游戏版号停发就曾令电子游戏产业投资进入停滞。而5G发展一直受到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支持，工信部前不久公布的目标显示，2022年计划新建的5G基站在60万座以上，与2021年的65万座基站数量基本一致，所以，不存在限制运营商投资5G的情况。

2. 经济发展速度放缓。如果社会和企业的经济情况紧张，那么投资规模下降也属常理，但从三大运营商2021年度的财报来看，全部实现了收入利润双增长，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.9%，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1.3%，中国移动营业同比增长10.4%，逆势增长显然不是降低投资的主要原因。

3. 融资渠道受到限制。5G网络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支持，如果融资渠道不够通畅，可用于投资的资金规模也会相应减少。2020年12月31日，纽交所宣布对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、中国联通进行退市处理，到2022年三大运营商已经全部落地A股。美股和A股能够吸纳的资金规模确实有差异，以美国第一大移动运营商Verizon市值（约2023亿美元）来看，目前A股上的万亿（人民币）市值公司仅有6家，融资规模的改变可能是5G投资调整的原因之一。

4. 投资回本信心不足。投资意愿与收入增长的预期有很大的关系，如果运营商对于回本没有信心，自然也会减少投资。事实上，从2019年获得5G牌照以来，三大运营商一直面临着5G建设支出的巨大压力，尽管C端和B端业务都有所增长，但还没有进入收支平衡的正循环，参照4G始终未能从终端用户身上收回投资成本，担心后续的5G收入不理想，可能是三大运营商纷纷下调5G投资、建网高潮进入尾声的关键。

那么，5G投资真的会重蹈4G的覆辙吗？对于运营商来说，5G投资是否真的过度了呢？

5G投资的“效益背反”陷阱

仅就投资增速来判断5G投资是否过度，可能会将庞大的5G产业想得过于简单。总的来说，三大运营商面临的普遍境况，更接近于“效益背反”。

所谓效益背反（Trade off），指的是各个经营要素都很重要，但要素之间无法兼容、相互排斥的一种现象，在物流领域很普遍，其他行业也由此情况。当某一要素优化时，会导致另一个或几个要素受损的情况，反之也一样。比如物流成本下降是经营所需，但又很可能造成消费者体验变差。具体到5G业务上，如果建网规模和成本缩减，就会以网络覆盖率、网络质量的损失为代价，从而导致用户失去升级动力，又延缓了成本回收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，5G建网初期大多运营商选择了NSA网络的渐进式方案，后来发现只有更高成本的SA网络才能保障5G体验。

效益背反所代表的此涨彼消、此盈彼亏的现象，正是当前5G发展的现实困境，需要运营商在投入与回收之间取得艰难的平衡。而理想的折衷方案，往往是很难一蹴而就的。

运营商在5G业务上的“效益背反”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

1.提高5G网络服务水平，支出成本就会上升，它们之间存在着效益悖反。

一方面，5G的建网成本本身就高于4G，因此要达到同样的网络服务水平，5G的投入会大大增加。有数据曾统计过，中国移动在2014年到2019年间开通了309万个4G基站，累计投资约4249亿，而从2019年至2021年，中国移动开通了73万个5G基站，开支已经达到2405亿，不难推算出5G单个建站成本大约是4G的2.4倍。而另一个海外咨询公司对欧洲5G建设的分析中，认为从2020年到2025年，与网络相关的资本支出将不得不增加60%，总拥有成本（TCO）大约翻了一番。两组数据差异不大，可以相互印证5G的高资本开支。

而另一方面，5G要保持良好的网络服务，运维成本也十分高昂。众所周知，5G基站耗电量很大，2019年5G基站陆续开通入网后，“基站每载频耗电量”开始呈现逐年攀升趋势，中国电信发布的《2021年度社会责任报告》数据显示，2021年的单载频耗电量刚好是2018年没有5G基站时的2倍。这使得三大运营商网络运行和节能减排压力增大。有的城市出于能耗顾虑，选择在晚上关闭5G基站，这又会导致该区域的某些时段，升级为5G套餐的消费者无法享有5G服务，网络体验打了折扣，又会进一步削弱升级意愿。

2. 5G降本增收各项活动的效益悖反。

对于运营商来说，5G业务的降本增收直接关乎业绩表现和后续发展，不过各项活动依然存在效益背反的情况。

比如，提高ARPU值（每用户平均收入）有利于增加收入，但消费者感受到的价值有限，又会降低新入网用户增速，导致后续收入提升受限。

从三大运营商公布的数据来看，5G商用三年时间，套餐用户的比例增长很快，基本达到了50%左右，并且ARPU值都有所增长，业务表现良好。不过，月亮背面总有阴影，那就是增量天花板的突破越来越难，前两年的用户增量大多伴随着5G手机等设备的升级拉动、绑定套餐赠送设备等活动。而受到5G芯片短缺、5G手机订单消减等因素影响，可以预见的是，5G换机需求也接近饱和，而笔记本电脑、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设备的5G版本往往价格高企，更换频率低。这意味着，5G设备带来的网络用户增长已经基本触达天花板。

与此同时，5G目前依然没有出现杀手级应用，VR、AR等应用星星点点地出现，但无法带动大规模升级。5G超大规模上行能力，确实能给直播电商、数字内容、媒体机构等带来很大的体验价值，但这类用户毕竟只占一小部分，更大比例的价格敏感类消费者，面对高昂的5G资费可能依然会选择用4G来满足日常需求。2021年7月工信部为首的10部门下发的《5G应用“扬帆”行动计划（2021-2023年）》中，就着重提到，要求个人消费领域的5G网络接入流量到2023年占比超过50%，以平衡运营商在5G网络的巨额投入。

那么，降低5G资费能够提升网络利用率吗？事实上，随着5G用户增速开始减慢，运营商也已经开始了内卷式竞争，套餐资费和ARPU值也有所下降。艾媒咨询《2022年H1中国移动通信消费市场研究报告》中，中国电信的5G用户ARPU值从2020年的65.6元，下降到了2021年的53.3元。这固然会增加5G的吸引力，但也限制了运营商的收入，拉低了业绩表现，延长了5G回本盈利的周期。

面对个人消费者市场的现实情况，三大运营商也纷纷“开源节流”，希望开拓政企数字化市场。在数转智改的浪潮中，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潜力的5G商业用例，也有着非常巨大的价值空间。

不过， 从业务占比来看，目前我国5G流量仅有20%左右是由ToB市场贡献的，规模比较小，这意味着C端市场在一段时间内依然是5G收入的基本盘。

从服务能力来看，政企数字化服务商需要云、网络、多样性计算、AI、IOT、运维等多重能力，运营商尚未建立起核心竞争优势，目前还是以“管道”服务为主。

“樱桃好吃树难栽”，想要靠B端政企市场来支撑运营商的业绩高增长，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

如果只在收入上左右为难还罢了，中国运营商还承担着双碳战略、基础设施升级等社会责任，这又进一步导致了“增量不增收、增收不增利”的局面，投入还是不投入，成了一个问题。

一方面，国家对5G这一网络基础设施的重视度不断上升，要求运营商既要适度超前，加强覆盖，包括偏远地区的网络建设；又要提速降费，让5G连接尽快实现普惠。

另一方面，“双碳战略”持续推进，5G网络既要扩大规模，增加的基站、机房必然带来能耗上升；又要注重节能减排，降低碳排放。

不难发现，5G业务的各个降本增收要素，多少都存在“效益悖反”现象，不能片面强调某一要素的增减，需要综合考虑，以实现5G的最佳效益。如果你觉得“5G收回成本”这道题已经很难了，那么更令人大无语的是，中国运营商已经没有作业可以抄了。

摸着中国过河，海外5G的“他山之石”

从1G到4G时代，中国通信产业都属于跟随和追赶的角色，能够摸着先进国家的经验过河，而随着5G建设成为领先者，下一步究竟如何发展，只能全靠自己摸索。不过，这并不意味着海外的5G建设经验就没有意义了。

事实上，尽管国内的5G建设速度开始放缓，但海外运营商正在摸着中国过河，5G建设不断加速。而它们在新形势下的思考和动作，或许能够给中国5G产业带来一些启发。

从海外的5G建设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趋势。

趋势一：5G投入回报比低是全球普遍现象，需要做好准备，但也不用过度担忧及看空。

趋势二：网络共享、中立主机等模式成为降低成本的普遍选择。

趋势三：网络质量才是收入可持续之道，5G的持续投入或将不可避免。

如果说，5G网络还需要继续投入，运营商可能会哇地哭出来，但现实或许就是如此残酷。

以韩国为例，大家可能都听说过，韩国的5G应用曾是全球领先的，2019年4月，韩国率先宣布5G正式商用，当时韩国科学和信息技术部长尤永敏自豪地表示：“政府和私营公司携手努力，实现了世界上第一个 5G 商用服务，证明了我们是信息和通信领域的顶级强国。”然而时间快进到2020年，大量消费者不满韩国5G质量低劣、覆盖范围不足和收费高昂等问题，从5G切换回到4G服务。造成这种局面的，是韩国运营商大踏步地5G营销策略与拉胯的5G网络之间的不匹配。通过补贴5G手机等手段，韩国三大运营商的SK Telecom、 Korea Telecom与LG U+的5G用户数量快速增长，但尝鲜体验却并不理想，SK Telecom用户的5G网络在线率只能达到15.4%，LG U+的5G下载速率最高只能达到237.2Mbps ，可以说是5G了个寂寞，而韩国运营商的夸大营销也引发了消费者的逆反心理。

改善用户体验必须更快更好的5G网络，因此韩国科学技术与信息通信部（MSIT）也在2020年约谈了三大运营商，要求加大5G网络投资以改善网络质量。

在谈到投资回收比的时候，许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控制成本、缩小投资，但殊不知5G的核心价值就在于网络质量，这意味着如果投资达不到一定的规模，5G不可能达到十倍于4G的冲浪体验，前期投入也打了水漂，还会损失早期5G用户的信任，简直比不投资还糟糕。

不仅个人消费者市场需要继续投资，对网络品质要求更高的5G专网更需要高投入的网络。所以，行百里者半九十，对于中国运营商来说，当前还远远不到停止5G投资的时候。

我们也看到三大运营商基本都还在继续投资5G，并启动了5G网络进一步发展的5.5G、5G-advance等规划，持续优化网络。这或许会让收回5G投资的周期继续延长，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，唯有许用户以真诚的承诺，才能从长远的岁月中不断收获。

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海外的5G发展也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。不过，在5G领域中国不再“抄作业”，必须也只能走上一条自我淬炼的探索之路。

覆水难收不必收：中国5G何去何从

从全球形势来看，我们当然不会认为5G超前投资是不必要的，也不认为中国运营商面临的“效益背反”是不可解决的问题。在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趋势面前，既不过度鼓吹，也不过度悲观，避免对公众情绪的“极端”引导，是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。回归到5G网络，既然“效益背反”的本质是各个要素的难以兼容，那么一个相对平衡的发展策略，就需要结合多个维度来探寻。

从政策上看，中国5G建设需要支撑国计民生、沉淀为数据基础设施，超前投资、普惠连接有其客观意义，而巨额投资也助推高质量5G网络的领先，为乡村振兴、城乡一体化、数字经济等奠定了基础，正如4G网络带来了移动互联网的空前繁荣，5G也将为政企数字化、产业转型升级、高新技术落地等作为支撑。从这个角度“算总账”来权衡，中国运营商必须履行社会责任，只要坚持下去，5G的投资回报比总是会越来越好的。

在降本方面，海外运营商从一开始就押注共建共享，或许能够解决网络质量提升和建设成本提升之间的“效益背反”问题。如何协调各方利益、形成一个全国范围内网络共建共享的价值链，不仅能够解决运营商缓解投资压力的困境，也能够让5G用户的用网体验达到一致，未来伴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，5G公共基础设施的价值将进一步凸显，从而拉动5G消费，运营商将迎来新一波高速增长。

在增收方面，正如麦肯锡在5G报告中所说的，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可能拥有先发优势，并将自己定位为创新者。中国运营商想要最大化5G价值，在开拓政企市场作为收入增长点时，必须不断扩展自身的能力边界和技术边界，充分创新，才能孵化出新业务的核心优势。比如借助智能自动化网络，根据场景和业务变化对5G基站进行精准、实时的控制，能够有效地降低能耗，对于产业客户来说意义很大。

未来十年，是全球5G产业高速发展的黄金期，必须承认的是，没有运营商能够在短期内快速找到一个破解“效益背反”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。而中国运营商已经率先探索一条独一无二的5G发展之路。

小说《三体》中，人类社会面对未知的威胁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与迷茫之后，最后达成了智慧的共识：给岁月以文明，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。

这句话也很适合形容中国运营商的5G探索，在诸多投资回报要素之中，既需要艰难的权衡，更需要建设好当下的宝贵信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