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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”：来北京找儿子
1月18日，北京市朝阳区发现一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，后经进一步检查和专家会诊，诊断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。

以下是1月19日晚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与岳某的对话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你现在在哪里？情况如何？

岳某：我在北京地坛医院接受治疗，昨天（1月18日）和今天（1月19日）上午都进行了血检、尿检、核酸，都是阳性，都没变化。

前几天我的体温是36.8℃，今天（1月19日）下午是37.8℃到38℃，高烧，头疼难受，晚上吃了点药，现在温度下来了，不这么高了，稍微有点头疼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你在北京平时住哪里？

岳某：石各庄南门，700块钱租的小房间，10平米左右。农村环境。只要不漏雨，能睡觉就行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你平时做什么工作？

岳某：我有个招工平台的微信群，里面有很多老板，他们会发需求，比如几百袋沙子、水泥需要扛，我就会问价格，如果合适就去干，他们就会来石各庄接我；或者我把电话号码发到群里边，他们有活会找我。

一般一袋水泥或者沙子，不上楼是1块，要是上楼就加钱，比如3楼，一袋就是3块，4楼，一袋4块。一袋沙子60斤，一袋水泥100斤。或者是那种建筑垃圾，我给搬车上，打扫干净，最后送到专收建筑垃圾的垃圾站。

有时候，要是干得好的话，我和老板加个微信，以后有活还找我；要不好的话，就是面对面付款，不再联系了。最近我给20多个老板干过活。

干这事没准头，有时候下雨不能干，上面来检查也不能干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为什么都是在晚上干活？

岳某：都是晚上下半夜去干这些零活。因为拉建筑材料、建筑垃圾要用大货车，白天大货车不让进城，如果进城要扣分、罚钱，只能晚上十一点后进城。

晚上十一点去，第二天早晨四点半回来，白天要有活也干点。

干的都是体力活，一次能赚200元到300元。白天上午睡觉，睡四五个小时，中午再出去找活，这样就能多挣点。

一般干完活老板就送我回石各庄，他管早饭，给我10块钱，我能买仨包子和一碗稀饭，中午我就在家下面条吃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地干活？

岳某：我属马，1978年生。我要养我小儿子，他12岁，上六年级。我媳妇看孩子，给人家晒海带，一年赚1万块钱。我爹瘫了，我妈胳膊摔断了，给她治疗花了1万多，他们生活都不能自理。就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出来打工。

我这家庭，一个月没有一万多块钱根本养不起。我一个人养六口人。每个月要给我爸妈2000块钱左右。我爸76岁，我妈66岁，他们也不是低保户，他们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冠心病，吃药都花很多钱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看你的流调，1月17日你去邮局邮寄信件，是寄的什么信？

岳某：上访信。我家住山东威海荣成市成山镇，我大儿子在距离家50公里的一个食品厂工作。2020年8月12日，他说肚子不舒服，就要回家找他妈，食品厂主任把他送到汽车站，然后他走丢了，就突然不见了，也没上汽车。我本来还在出海打鱼，当月15号，就赶紧回到家找孩子。我在当地派出所报警，想让他们定位我儿子手机、调监控找人，他们说这是成年人，不给定位手机，两三天后，我儿子的手机就没电关机了；至于调监控，他们说只管车，不管人，也不给调。事情过了三个月才立案。

后来我到威海市公安局，威海市公安局把这个案子又推回荣成市公安局。我又到山东省公安厅，又到北京。我认为，在我儿子刚走丢的那几天里，要是给定位的话，就找到了。现在没任何希望了。当时，我老婆在派出所门口哭了两天，他们置之不理，所长说话还很难听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1月18日你从北京南站坐动车去威海，是要回家吗？

岳某：我干了一年活，儿子也找不到，疫情也紧张了，就想回去。1月17日，我寄了信，下午做了核酸，第二天早晨坐北京发往威海的1085次列车。车还没开动，就直接停下来了。疾控中心发现我核酸有异常，给我打电话，说我不能走，我就把行李拿下车，等着，后来转到地坛医院进行隔离治疗。

现在，我花414块钱买的车票还没有退。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的一个工作人员要给我钱，我说不能要你的钱。这两天，我的手机停机了，疾控中心还给我充了150块钱话费。他们都挺好。

我也不觉得自己可怜。我只是好好干活，我不偷不抢，靠自己的力气，靠自己的双手，挣点钱，挣了钱找孩子。就是为了生活，为了照顾这个家。

我找孩子，到现在花了好几万。打工都是打零工，赚了钱就找孩子，没钱了就打工。我努力，就是为了把孩子找回来。我辛苦一点，就算把命搭到里面，也要把孩子找回来。

责任编辑：刘爱迪 UN91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