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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农药致樱桃树大量落果减产，记者暗访假农药“黑作坊”→

新京报记者 闫沫琛 雷燕超 赵敏 蒋鹏峰 实习生 周芷若 编辑 刘倩 高晨曦 校对 张彦君

近日，辽宁大连多名樱桃种植户反映，因使用私人调配的“授粉药”导致自家樱桃大批量减产，损失惨重。

种植户口中的“授粉药”，又叫樱桃坐果剂，是一种植物激素和营养元素组成的混合药剂，使用后可以刺激樱桃无需授粉直接形成果实，并使樱桃膨大，提高樱桃树产量。

新京报记者在当地调查发现，不少商户、农户私自调配樱桃授粉药后售卖，更有流水线生产的小作坊通过网络销售私配的授粉药，其所生产农药瓶身标签上未标注农药登记证号。而调配授粉药的原药料，也存在标注与备案不符的情况。

依照《农药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农药登记证应当载明农药名称、剂型、有效成分及其含量、登记证号以及有效期等。

北京市中闻（西安）律师事务所律师谭敏涛表示，我国实行农药生产许可制度，只有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许可后，相关企业才能进行农药生产，“个人批量生产这些农药，而且对外进行销售以及经营属于违法行为。”

3月14日，新京报记者将相关线索及证据举报给大连市农业农村局，目前，大连市农业农村局执法队正会同相关部门进行联合执法查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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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私自调配的授粉药后，樱桃树减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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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经许可生产销售农药涉嫌违法

当地为何存在私配授粉药情况，张琪静研究员表示，私配授粉药有市场，是因为“种植户长时间使用私人调配的药，已经形成风气，大家受益了，一时也很难接受正规的药。”

近几年，张琪静也在通过讲课、指导等方式，向农户普及正规厂家生产的、成分明确的授粉药，“但一些人出于挣钱的目的，不把这些介绍给别人。”

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王宝刚表示，“私自调配授粉药的行为主要是一些利益因素在里边，需要把这种私自生产销售行为遏制住，不能说谁都可以配这个药。”

王宝刚表示，授粉药的私自调配销售会牵涉到食品安全的问题。“正规厂家生产的授粉药是没有问题的”，他表示，授粉药的主要成分是植物生长调节剂，根据以往的研究，使用生长调节剂后，果实内部会进行代谢，到果实成熟时，药含量水平已经达到比较低的状态，但私配药容易出现激素过量的情况。

针对私配农药涉及的法律风险，北京市中闻（西安）律师事务所律师谭敏涛表示，我国实行农药生产许可制度，只有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许可后，相关企业才能进行农药的生产，“个人批量生产这些农药，而且对外进行销售以及经营属于违法行为。”

《农药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二条规定，未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农药或者生产假农药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，没收违法所得、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材料等，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，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，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10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，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证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3月14日，新京报记者将相关线索及证据举报给大连市农业农村局，目前，大连市农业农村局执法队正会同相关部门进行联合执法查处。

值班编辑 古丽

责任编辑：刚晓宁 UN835

3名初中生杀害同学，会被追究刑责吗？| 新京报快评

▲近年来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，引发社会关注。图/IC photo

一起未成年人实施的恶性案件，再次引发公众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强烈关注。

据新黄河客户端报道，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，三名初中生将一名同学残忍杀害，并将尸体掩埋在废弃蔬菜大棚内。目前，3名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，案件正在办理中。

“孩子的脸被铁锹铲得面目全非”，小小年纪，何其心狠手辣；犯罪后将遗体掩埋，毁尸灭迹，可见其心思缜密；警方已经调取三人与被害人在一起的监控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面对警方询问，三人最初仍矢口否认见过被害人……媒体报道披露的案件细节，让人看到三名未成年人老到行为与幼小年龄的强烈反差。

事实上，在之前“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”等多起极端个案中，公众已经多次看到这种反差。而每一次，希望加大对未成年人犯罪惩处力度的呼声都会更加强烈。

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是：三人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？由于没有有关三名未成年人年龄的准确信息，他们是否会受到刑事追究，目前并不明朗。

根据法律规定，如果年满14岁，肯定会受到追究；年满12岁不满14岁，有被追究的可能，前提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；如果不满12岁，则不会受到刑事追究。

近年来，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，一些恶性犯罪案件对被害人和社会造成严重伤害，引发公众强烈不安。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，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.7万人，不捕3.8万人；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决定起诉3.9万人，不起诉4万人。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可见一斑。

立法机关顺应未成年人犯罪形势变化，于2020年12月通过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，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4岁降到12岁，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，犯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罪，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，情节恶劣，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

正是这一次立法调整，让本案的3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，有了更大的被追诉可能。而2019年的“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”案件，按照当时规定，行为人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，警方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，对其进行3年收容教养。

在司法层面，今年3月，最高检明确提出：“对于实施严重犯罪、性质恶劣、不思悔改的未成年人，依法惩治、该严则严”。可以预见，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法网会越来越密。

但同样无须讳言的是，法网再密，“漏网之鱼”仍在所难免。以立法环节为例，刑事责任年龄从14岁降低到12岁，仅三年时间，短期内再次降低的可能性不大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对于12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，最有威慑力的刑法无从发力。

未成年人本是法律特殊保护对象，但一旦成为加害人，其未成年身份又为其逃避制裁提供了便利。如何在保护和打击之间实现平衡，考验着立法和司法智慧。

刑法无从发力，还有其他法律；除了法律，还有其他手段。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长期性、艰巨性和复杂性的社会系统工程，除了立法、司法机关，也包括家庭、学校都参与其中，发挥各自职能，承担各自使命。

但考察近年发生的极端个案，我们会发现，每一起极端个案的实施者，都不是在某一天突然成为“恶魔”的，而是有一个从好到坏再到更坏的过程。在这一蜕变过程中，家庭、学校等往往有不同程度的疏忽和过失。

以本案为例，据报道，网传被害人长期遭受3名嫌疑人霸凌。如果霸凌能早日被发现和制止，最终的悲剧也就可以避免，但现实却是，直到案发，学校对霸凌事实还难以确定，“已派出调查组，正在核实中。”

本案案情令人震惊、教训深刻。而它带给我们的反思，也该是多方面的。

撰稿 / 李曙明（法律工作者）

编辑 / 徐秋颖

校对 /杨许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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