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企业网站设计 网站制作 网站建设 北京设计网

“困在行政工作中”的老师：总是有比备课上课更紧迫的事
封面新闻记者 郝莹

10月底，“教师行政工作繁重”的话题，甚嚣尘上。

25岁的初中老师孟萌就曾在社交媒体上写到，“被教学以外的事情侵占所有时间是日常，给学生减负的时候，没有人想过是否把老师逼得太紧了。”

孟萌觉得，那个工作不久却选择离开的女孩，在遗书中道明了她的困境和疑惑，“学校的工作、活动、领导的检查，让我们这些没有培训过就直接当班主任的毕业生像进入了牢笼......什么时候老师才能只做教书育人的工作？”

留痕

孟萌是西安市一所初中的语文老师，兼职班主任，这是她入职的第三年。

高考结束后，她在父母的要求下进入一所师范大学并成为免费师范生。在父母看来，教师是一份体面、稳定、有价值感的工作。而对孟萌来说，即使对教书育人并不感兴趣，老师拥有的周末和寒暑假仍然具备吸引力。但在入职后，她意识到这份工作和她的想象完全不同。

“非常忙，而且忙得毫无意义。”她这样形容。

提到“减负”，是因为它带来的额外工作让她怨念尤深，“其中最无用的就是填表。”

双减政策实施后，学生的作业成为了检查重点，各科老师需要每日填写“作业管理公示表”。它是为了证明，学校执行了“每科作业完成时间不能超过20分钟”的规定。表格由各科老师填写，班主任汇总后上交。学校每周检查一次。检查后留下来的表格，要整理存放，“等待教育局抽检”。

“实际上，作业完全不是表格上的，它就是一个浪费时间做样子的东西，但你每天都要写，因为工作必须要留痕，不留痕相当于没干。”孟萌说。

以此类推，她每天或每周要上交的还有晨午检表、心理观察表、小组量化细则表、班务日志等，都是用于证明自己完成了一些工作。“内容就是上交前随便填的，填表的人、收表的人、检查的人都知道，这只是用来‘留痕’的。”

和孟萌的喜好不同，在嘉嘉看来，教师是最适合她的职业。她喜欢和学生交流，成长过程中帮助过她的老师们是她的榜样，她希望把自己的收获传递下去。毕业后，她回到家乡陕西榆林，进入了当地最好的初中做老师。

但在“无意义的工作”方面，嘉嘉有和孟萌类似的感受，“现在做的好多事，和老师的本职工作没有关系。”

她讲到，“最莫名其妙的一次，学校让老师跟着学生坐公交回家，监督他们在公交车上有没有不文明行为。”老师们乘坐学校附近出发的各趟公交车，不同线路、不同时段每辆车一个人，检查学生有没有乱扔垃圾、吃零食、大声喧闹、不让座等不文明举动。如果学生有类似行为，跟车老师要拍照、记下班级和名字，批评改正，并且要等车上的所有本校学生都下车后才能结束工作。嘉嘉表示，这是学校为了响应创建文明城市提出的行动，“最初一两天我们还比较认真，后来就上车拍个照‘留痕’，不会真的跟到学生走完，都想早点回家。”

量化

嘉嘉指出“大多数工作和教学无关”是有据可依的。

她说，在学校对老师的量化考核表格上，老师的工作内容被分割成28项考核指标，总分320分，其中单项分值最高的“教学效果”是70分，再算上备课、上课、教案等项目，与教学相关仅120分，还远远达不到一半。

其余工作被分为5-10分的小项，仅笔记考核就有6种：师德演讲、政治笔记、会议笔记、听课笔记、业务笔记、寒暑假读书笔记各占5分。此外还有计划、总结、反思、考勤、工作量等考核。“非常琐碎，看起来好像某一个没完成也没关系，但是最后核算出来分差就会很大，而且很多项目评分会给资历老的教师更高分，所以年轻的老师每一项都要尽可能完成好。”

每学期末，所有老师核算出总分，由高到低排列。这些分数和老师的绩效奖金挂钩，长远来看，还会影响到职称评比和晋升机会。

同在西安教授道德与法治的肖雪也被考核表捆绑着，作为非“主科”老师，她同样逃不开繁杂的非教学工作。在她的学校，“值周”和“巡课”这两项制度被称为该校的两驾马车，拉着老师们一刻不停地在校园中奔波。

11月7日，封面新闻记者去学校和肖雪见面时，正值放学。校门附近的十字路口、路边站着几名挂工作证的老师，他们不断摆动手臂并大声喊着，提醒学生快点过马路，不要逗留，注意安全。

肖雪说，值周有固定的工作地点和内容。早上要提前半小时到，在门口检查学生仪容仪表、是否戴校牌、有没有骑车滑行过马路等行为，放学时，要监督学生尽快离校，不要在学校附近买零食。“买书、买文具也不可以，学生必须在放学后半小时内全部离开，为了防止他们乱吃东西、不回家、到处闲逛。”

下课时间，值周老师也不能待在办公室，必须去楼道里巡逻，制止学生扒栏杆，在室内玩篮球，楼梯跳上跳下。所有违规行为，一旦被发现会通报班主任，扣量化考核分数。

每位老师一学期大约会被分配值周5周，每次可能是不同的岗位。“我们有一个值周群，老师必须按时到工作位置拍视频打卡，会有人考勤确认到岗情况。”

矛盾

如果行政工作和教学工作有冲突该怎么办？

几位老师给出相同的答案——自行协调。“有时最后一节有课赶不上值周，那就找其他老师调课，不想扣分，那就既不能耽误上课，也不能不去值周。”肖雪表示。

孟萌也很无奈，她每周都要开三四个会，“教研组组会、教职工大会是每周固定的，组会比较有用，老师们会讨论上课遇到的问题。教职工大会就是听校长训话，迎接各种检查，传递会议精神。学校如果有大大小小的活动、考试，也要开会讲至少40分钟准备工作、安全预案。每次内容都是重复的套话，看起来只是坐在那，感觉却比上课还累，太耗人。”

会议通知总是会随机到来，有时提前半天，有时提前2个小时，就算后面有课，也只能调课或让学生上自习。“课程是不能耽误的，只能自己想办法补回来，加快进度或者占一些学生的自习、休息时间。”

嘉嘉发现，她自愿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。白天在学校处理行政工作和学生的突发情况，改作业、备课等工作只能回到家后继续做。“作为老师的责任感会逼迫你加班，不管怎么样不能耽误学生，如果因为老师没有上好课，导致他们成绩下降，我心里也过不去。”

这也是她成为班主任的原因。

和那位离世的河南女教师一样，孟萌、肖雪和嘉嘉都是应届生入职的第一年就当了班主任，在她们的观察中，这正在成为一种普遍情况。

已婚已育的老师要按时接孩子，要顾家，而未婚的年轻老师则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应对庞杂的工作。能否胜任“非教学”工作，成为了选择班主任的重要标准。

她们并没有准备好，但无法拒绝学校的安排。

肖雪回忆自己尤为艰难的第一年，“当时刚到学校两个月，学生问我去领书怎么走我都不知道，我和他们一样对校园是陌生的。”她害怕带不好学生，担心无法处理各种突发状况，同时，家长质疑的眼光给了她很大的精神压力。“我能理解家长，如果是我的孩子有个应届生班主任，我也不放心。”

转移

事实上，在家长看来，有经验的老师也面临同样的困境。

任洁的儿子今年从榆林市的一所小学毕业，过去的六年里，她一直是儿子班级里的家委会成员。孩子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，教学认真，带班经验丰富，作为“离老师最近的家长”，她能看到班主任有多辛苦。

“主要是形式上的工作多，学期末检查的时候，班主任要交10来本笔记上去，教案、总结都要手写的，还要交挺厚一沓书法作业。”

一部分工作转移到了家长身上。

任洁住在学校附近，知道老师工作多，便经常去办公室帮忙做些琐事，填表、统计、整理作业，工作多的时候组织四五个家长才能忙得过来。

最麻烦的是作业抽检，学校规定孩子们的作业上不允许有错误，老师在改作业时不能画“大对勾”，必须要每个空都打上“小对勾”。

“小孩子写作业哪有不出错的，可是学校这么规定，老师也没办法，只能让孩子们出错就撕了重写。”尽管老师们平时改作业已经非常细心，但难免有疏漏。每到作业抽检的时候，任洁便组织四五个家长一起，把所有作业抱回家逐本检查。要看孩子们有没有写错的地方，还要检查有没有没打勾的空，补上“小对勾”。

家长们只能抽出中午休息时间，检查一次作业，要三四天才能查完。“这要是让老师自己检查，不知道有多费事。我们家长能帮的就帮一些，也是希望老师能把时间花在教育孩子上。”任洁说。

理解老师的家长并非多数，也有不少家长认为，老师没有把心思放在教学上，反而做了许多形式主义工作。“学校经常要求家长注册平台、填问卷，班里一些家长就不配合，给这些家长做工作也是个麻烦，有时候家委会也协调不了。”任洁有些心疼老师，她们夹在家长学校间两头受气，很不容易。

现状

怀着“学为人师，行为世范”的理想进入教师行业，嘉嘉的热情被蹉磨得所剩无几。“我很想好好上课，可是我没有时间，总是有比备课上课更紧迫的事。”工作的第一年，嘉嘉经常哭着入睡。“有段时间每天都哭，不知道怎么办，觉得自己做得不好，可是第二天还是要上班，只能用哭来发泄一下。”时间久了，她的解决办法是“应付”，“行政工作只有效率的高低，没有质量的区分。”

而让她难过的是，由于时间有限，一些教学工作也不得不以“应付”了事。“作业没办法精心批改，没有精力给每个同学的作文写深入的评语，上课也是按部就班，没有时间观察学生的反馈做出更多改进。”

嘉嘉说，“现在只能做到这样，以后效率提高了，希望能把更多时间用在教学上。”

孟萌面临的问题更严重，原本就对教育兴趣平平的她，被“大量无意义的工作消耗着，身心俱疲。”“刚工作的时候每天失眠，睡着后半夜又醒来，压力大、疲劳，觉得自己做了错误的人生选择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改变。”为了排解情绪，她从食物中寻找安慰，出现暴饮暴食倾向，今年4月，她被检查出现糖尿病II型早期症状。她觉得，生病是身体在自我保护，提醒她要做出改变。

“已经决定辞职了。”孟萌说，因为是免费师范生，辞职需要赔违约金，“打算再攒攒钱，现在在努力控制饮食，通过运动来调整自己的状态。”

(应采访对象要求，文中孟萌、嘉嘉、肖雪等均为化名)

责任编辑：陈曦 UN984